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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第1页）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一

玄奘法师为中国佛学界第一人，其门人慧立，本住持幽州昭仁寺，贞观十九年，奘师初归自印度，开译场于长安之弘福寺，诏征天下晓法能文之僧襄焉，立以其年六月应征至，任缀文，自后追随奘师二十年。奘师寂，立乃综其生平，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都八万余言，而彦惊为之笺，惊亦奘门弟子也。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其后关于奘师传记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续高僧传》、智昇之《开元释教录》、靖迈之《译经图记》、冥详之《玄奘法师行状》、刘轲之《大遍觉法师塔铭》。宣、升、迈、详，皆奘门人，唯轲之铭，作于开成四年，距师寂一百七十五年矣。诸家所记，什九皆取材于慧立之本书，故本书实奘传之基本资料也。

本书近百余年来，英、法、德、俄文皆有译本，为之疏证者且不少。其在本国，则因《大藏》外无单行本，见者反甚稀，研究更无论矣。清季，扬州刻经处始从藏中抽印，学者便焉，然讹脱尚不免。此本为民国十二年季冬，支那内学院所校印，欧阳竟无先生以殊印本见寄，读之欢喜踊跃，举其特色如下：

第一，文字的校勘。依日本弘教正藏本，对勘丽、宋、元、明四藏本，凡文字互有异同处，皆斟酌其义理较长者改正，复用可洪《音义》、慧琳《音义》校勘俗字，文字上殆已精审无憾。

第二，记载的校勘。取《大唐西域记》及道宣、智升、冥详、刘轲所记述，其事迹有异同详略处，皆旁注比对，令读者得所审择，最为利便。

第三，遗像及地图之附录。卷首有奘师遗像，神采奕奕，竟无师系以一赞，能状其威德，令读者得所景仰。复有刘定权所制《玄奘五印行迹图》，盖参考西籍复制，大致甚精审。

第四，年岁之标记。本书自贞观十九年以前皆不记年月，读者茫然不能确得其时代，最为憾事。校本卷端标列年号及奘师岁数，实为年谱之雏形。内中奘师西游之年，本书及一切传记皆谓在贞观三年，吾尝考定为贞观元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二五至一二九页），竟蒙校者采用，尤觉荣幸。

二

本书得此善本，吾深为学界庆幸。唯于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者。吾三年前尝发心造《玄奘年谱》，牵于他课，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赓续，偶因读此本，触发旧兴，抉其要点，先制一简谱以就正于内学院诸大德云。所征引书及其略号如下：

以奘师之如此伟大的人物，其传记资料如此其详博，而苦不能得其详确之年代，洵学界一异事也。其圆寂岁月，为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无可疑者，唯生年不详，而享寿岁数，诸家多阙不载，或载而不实，因此，撰年谱者遂无从着手。今列举异说如下：

甲、五十六岁说。《旧唐书》本传云：“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此说纰缪特甚。师年逾六十，佐证甚多，观下文所列举自明。且师卒于麟德元年，岂尚有疑议之余地？况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耶。官书疏舛，一至于此，可叹。

乙、六十三岁说。《行状》述师语云：“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其年即师之卒年也。本书校本即从其说，以得寿六十三推算，定为生于仁寿二年。但据吾所考证，《状》文误记也（详说下）。且《状》中又云：“贞观三年，年二十九。”若以六十三岁推算，其年仅二十八耳，自相矛盾者一年。

丙、六十五岁说。《续传》云：“麟德元年……告门人曰：……行年六十有五矣，必卒玉华。……”此与《行状》所记略同，唯易“三”为“五”。

丁、六十一岁说。本书未记得寿几何。唯于武德五年条下云：“满二十岁。”于贞观三年条下云：“时年二十六。”今依此推算，则麟德元年应为六十一岁。

戊、六十九岁说。《塔铭》云：“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春秋六十有九矣。”《塔铭》虽晚出，而所记最得其真，在本书中可得切证。校者主六十三岁说，乃据他书以改本书，大误也。今列举其文：

一、显庆二年。本书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六岁。”然其年九月二十日师上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本书卷九页二十一）以六十九岁推算，是年为六十二岁，若仅五十六岁，无缘用“已至”二字。

二、显庆五年。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九岁。”是年为初翻《大般若经》之年，本书于本年条下记其事云：“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本书卷十页三）依《塔铭》六十九岁推算，是年正六十五岁，与本书合，《续传》及《行状》致误之由，皆因误记法师此语之年岁，盖以初译《般若》时所言为译成《般若》时所言也。其实依本书所记，语意甚明，盖六百卷《般若》，诚不易卒业，师以耆年任此艰巨，故当削稿伊始，作“加我数年”之思，以此自励励人耳。若如《行状》所记“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此语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据以破本文之“五”字，益支离矣。

总之，慧立著本书时，偶遗却“享寿若干”之一句，遂令吾侪堕五里雾中，犹幸《塔铭》有明文，而本书所录此两条能为极强之佐证，故奘师年谱之成立，尚非绝望。今试根据本书，正其矛盾，为简谱如下：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西纪五九六）法师生。

仁寿三年（六〇三）八岁。能诵《孝经》。

炀帝大业四年（六〇八）十三岁。始出家。

大业十一年（六一五）二十岁。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岁。在成都坐夏学律。

案：本书云：“年满二十，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疑是误并两事为一事。

武德六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岁。遍游京师江汉河北诸地，从师问学。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三十二岁。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游求法。冬间抵高昌，为其王麴文泰所礼待。

案：师之西游，本书及一切记载皆云在贞观三年，误也。所以致误之由，盖缘师在外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归，从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个年头，遂相沿生误。今考“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之语，始见于师在于阗所上表，而其表文实作于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从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师曾在素叶城晤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杀，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师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谱贞观十六年条下案语），若出游果在三年，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师出游冒禁越境，其所以能然者，则由霜灾饥荒，搀在饥民队中以行，《续传》所谓“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是也。考《唐书·太宗纪》云：“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正与《续传》所记情事相应。若贞观三年，则并无“霜俭”之事，其不合四也。以此诸证，故吾确信师之出游乃贞观元年而非三年。其详见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又案：据《本书》在凉州停月余日，在瓜州停月余日（卷一叶九、叶十），度五烽及莫贺延碛约须半月（页十二至十五），抵高昌计应在十一月。高昌王挽留说法一月余（页十六至十八），去高昌当在岁杪。

贞观二年（六二八）三十三岁。经阿耆尼等国，二三月之交，度葱岭，至素叶城，谒突厥叶护可汗。遂度铁门，经睹货罗等国至迦毕试，在彼中夏坐。复经健陀罗等国，逾印度河至迦湿弥罗。

案：阿耆尼至素叶一段，本非通路，师所以迂道行此者，全为谒叶护可汗。盖葱西诸国，时方服属突厥，非得叶护许可不能通行也。叶护晤师后月余即被杀。

又案：本年行程，似达迦湿弥罗而止，沿路滞留之时日大略如下：

在屈支国，因凌山雪路未开，淹停六十日。

在素叶城，与叶护周，旋约十日。

在活国，因遇篡乱，淹留月余。

在梵衍那都城，巡礼圣迹，经十五日。

在迦毕试之沙落迦寺，坐夏约两月余。

在犍陀罗国，巡礼圣迹，约十日。

大约一年光阴，半数淹歇，半数征行，行程约万里而弱，其所历如下：

阿耆尼至屈支七百余里。

屈支至跋禄迦六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