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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先比丘经书（第2页）

以上三部《祐录》全录原文，唯失译录加入七都。

古异录第五——此盖从大经中摘译单篇者，后此所谓“别生”也，凡九十二部九十二卷。

《祐录》云：“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以立卷。”

疑经录第六——安公鉴别认为伪造之经，凡二十六部三十卷。

原序（《祐录》卷五引）云：“……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今列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

注经及杂经志录第七——皆安公所注群经及其他关于佛学之著述，凡十八种二十七卷。

经录一卷，即在此中，内云：“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此数语即《安录》自序也，见《祐录》卷五。

（附言）从《祐录》中寻《安录》，决可辑佚还其旧观，所需者细心抉择耳，有好事者试从事焉，亦可喜也。

《安录》虽仅区区一卷，在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注佛经者自安公始）。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

《安录》是将当时所有佛经之全部加以整理，有组织有主张的一部创作，故其书名为《综理众经目录》，但在安公前后，作部分的记述者亦不少，其体裁可大别为二：

一曰专记一人，或一派之著述者——盖起于《聂道真录》。道真为晋怀帝时人，先安公约五十年。当时有最大译家竺法护，译经二百余部，道真实司笔受之役。护公殁，真复自译数部，因将其所译受者泐成一录。安公前之经录，殆唯此一家而已。其后如《菩提流支录》、《释灵裕译经录》等皆属此类。大率六朝隋唐间大译家皆有弟子为之著录，特其书多不传耳。

《长房录》卷十五于《聂道真录》之外别有《竺法护录》一卷，窃疑此实一书耳。道真自译之书不过三四种，不能别自成录，凡《道真录》所记者皆法护书也。《祐录》于法护诸书之注引《道真录》者不下数十条，可见《道真录》即以专记法护为目的，后人或因其专记法护而题为《法护录》者，长房无识，遂两收之耳。

当时译家多有专录。《法护录》于《起信论》条下云：“勘《真谛录》无此书。”是当时有《真谛录》专记谛所译书矣。其余类此者尚多，检《长房录》及《高僧传》可见，兹未能遍查备列。

二曰专记一朝代或一地方之著述者——安公弟子僧叡受学鸠摩罗什，为什门首座，因撰次什译诸经为《二秦录》。录冠朝名，盖始于此。道流、道祖者，慧远弟子，安公再传也。流草创《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卷，《河西录》亦名《凉录》，未成而卒，祖续成之，即诸录所引之《道祖录》是也。三家皆出安门，二书即续补《安录》，后此宋、齐、梁、隋各断代著录，盖沿其例。又如《始兴录》、《庐山录》皆以地为名，盖专记一地方所译述者。

断代著录之书，据《长房录》所记，则始于朱士行《汉录》，但吾不信士行曾有此著作。《长房录》又载有《赵录》一卷，无撰人名氏，《内典录》谓似是二赵（刘曜、石勒）时诸录，然二赵并无译经，何能别自成录？殆后人影射《二秦录》，依托为之耳。

上两类皆部分的整理之著述也。其继安公之后为全部的整理者，在南则有支敏度，在北则有李廓。敏度，晋成帝时豫章沙门，所著有《经论都录》、《经论别录》而书。《长房录》云（卷七）：“度总校群经，合古今目录，撰此《都录》。”则《都录》性质为属于全部的可知。其《别录》另为一书，不知义例何如？群录中引《别录》之文不少，意即为敏度书，或所录者带存疑意味耶？李廓为北魏永平间人，其书名《众经目录》，系奉敕撰，前此诸家经录皆私人著述，敕撰自《廓录》始。《长房录》（卷九）谓“廓通内外学，注述经录，甚有条贯”。其书已佚，《长房录》存其目。

前此诸录，皆仅分年代，不判教乘，至齐武帝时，王宗为《众经目录》二卷。《长房录》（卷十一）谓其“撰大小乘目录”，大小乘分类盖自宗始（所以有二卷者，益大小乘各自为卷），其书今亦不传（王宗在李廓前）。

现存最古之经录，为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即所谓《祐录》是也。祐虽终于梁代，其书则成于齐建武中，尚在慧皎《高僧传》前，中国佛学掌故书，莫古于是矣。祐自序云：“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又云：“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据此，则祐之著述，私淑安公，且以续补《安录》自任可知。又自述全书组织云：“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今依此分别，则全书目录列表如下：

《祐录》第二部分（卷二至卷五铨名录之部）盖踵袭《安录》，有所捐益，余三部分则其所自创。其在“经录学”中新贡献者有下列数点：

（一）叙述佛典来历及翻译方法——虽疏略误谬处甚多，然此方面的研究实由此书启其绪。

（二）新立“异出”一部——经而有数译本者，备举之以资比较，在佛家经录中，此种方法实为极要，其创之者《祐录》也，后此诸录以“一译”“异译”分类，盖师其意。

（三）新立“抄经”一部——节抄之本，当然不应与原书同列，《祐录》别立此部，亦如史钞、子钞等之别为类也。

（四）广搜经序——朱彝尊《经义考》全录各书之序，深便学者。最初创此例者则《祐录》也。虽似散漫无纪，然实能为学术界保存无限可宝之资料，且令学者虽未窥原书，读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实佛藏提要之椎轮也。

（五）详述列传——《安录》虽以译人时代区分，然于译人之传记语焉不详，《祐录》别为列传一卷附全书之末，于知人论世最有裨。

法经总评诸录，安公以下，独推祐公，而不讳其短。其言曰：“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自尔达今，二百余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祐撰《三藏记录》，最为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隋众经目录》卷末自序）据此则《安录》以后，宜推《祐录》，盖识者所同认矣！法经所纠弹四事，虽中《祐录》之病，然亦有当分别言之者——其所云“小大雷同”，盖讥祐不以大小乘分类。然崇大抑小，实隋唐以后习气，自安迄祐，殆无此见。且大小界限本极难分，近世治佛教史者类能言其故，祐不分此，盖未可厚非。其所云“三藏杂糅”，盖讥祐不以经、律、论分类。然祐实已别律于经。其内序云：“至于律藏初启，则详书本源，审核人代，列于上录。”书中卷三之第五、六章皆专记律藏，经律分纪，祐实创之，岂容反以杂糅相责。至于附论于经，则因其时论藏输入甚少，未能独立故耳。其所云“抄集参正”，则抄经另录，亦始于祐。所诃殊乖其实。唯祐书有一例外，“安公时抄，悉附本录”（卷五《新集抄经录》序）。此则自有别裁，未可厚责。其失译录中录抄经甚多，然皆下注“抄”字，一目了然，亦非自乱其例也。所谓“传记乱经”者，祐书诚所不免，殆因为书甚少，不能别立部门，故随译人以附录耳。然则法经所抨击，吾侪宜为祐谅恕者盖什而八九也。

要之，《祐录》分类，不如后此诸家之密，此毋庸为讳者。其书中之大病，则在其中一大部分仅保存原料之原形，而未尝加以细工的组织。虽然，创事者难为功，岂容苛责古人。吾侪若以《安录》比歆《略》，则《祐录》之视班《志》固亦无愧色矣！

僧祐以后，著经录者盖注重分类，有两部已佚之录，仅有篇目，而其分类颇有参考之价值者：一曰《李廓录》，二曰《宝唱录》。今据《长房录》所记表示如下：

李廓者，费长房所称为甚有条贯者也。其书之特色，则（一）大小乘分类，此盖王宗创之而廓次效之。（二）经律与论分类，此似廓所首创。其尤特别者，则（三）未译经论别存其目，此朱氏《经义考》别存“未见”一目之例也。其伪书类分为“非真”与“全非经”两种类，亦后此“疑惑”“伪妄”分科之嚆矢。唯仅分经、律、论三藏，则传记等书应归何目，苦难配合，此当为《廓录》之一缺点也。

《宝唱录》为梁天监十七年奉敕撰，其书分类刻意求详细，而失于琐碎，不合论理。造经以一卷、多卷区分，无所取义，一也。论不别主类，不知何属，二也。禅经以下，分析太繁，无有系统，三也。异译之经，本宜别类，乃反不别，四也。其书不传，盖宜在淘汰之列耳。

现在经录中最谨严有法度者，莫如隋之《法经录》。此书为开皇十四年敕翻经大德法经等二十人所撰，名曰《大隋众经目录》。盖其时佛学已达全盛时代，此二十人者又皆一时之选，故能斟酌条理，渐臻完善也。其书由两种分类纵剖横剖组织而成，一曰以书之内容本质分类，二曰以书之流传情状分类。今表示如下：

以上分类，经律论三藏厘然分明，每藏又分大小乘，在佛典分类中最为科学的。其三藏以外之书分抄集、传记、著述三类，而每类又分西域与此土，则一切典籍可以包括无遗。

上述分类专适用于经律论三藏，其抄集、传记，著述不与焉，本书中自下其解释如下：

一译——并是原本一译，其间非不分摘卷品，别译独行，而大本无亏，故宜定录。

异译——或全本别翻，或割品殊译，然而世变风移，质文迭举，既无梵本校雠，自宜俱入定录。

失译——虽复遗落译人时事而古录备有，且义理无违，亦为定录。

别生——并是后人随自意好，于大本内抄出别行，或持偈句，便为卷部，缘此趣末岁广，妖滥日繁，今宜摄入，以敦根本（原书于别生本某书、抄自某经一一注明，极为完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