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只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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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三十了。
五一劳动节那天,厂子里放假,我去里头瞎晃,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到里头晃。
似乎是因为忘了那天放假。
总之我一大早便收拾了自己,急忙赶去了,那时我身后还跟着追了我一路的董哥。
他是想提醒我别去,可是我脚程太快,叫他怎么也追不上,甚至他喊了我好几声,我也没听着。
董哥虽然温柔,但嗓门也不算小,我怎么会没听着呢?
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可能是我当时在和狐狸说话,说得太过入迷的缘故。
我和董哥汇合后,想着来都来了,索性在工厂悠闲逛逛。
在途径锅炉房时,我听到里头有异响,便开门进去查看,哪知那跟在我后头的董哥,一把揪住我的后领,把我甩了出去。
后来只听砰的一声,呛鼻的黑烟和董哥的一声喊叫几近逼停了我的心跳。
我连滚带爬地钻入黑烟中,将董哥拉出来,那时他的两只腿骨肉分离,焦黑的伤口和红艳浓稠的血叫我反胃得几度欲呕。
董哥的两腿废了,由于那是工人未能及时清理锅炉外头水垢,致使炉体受热面温度过高导致的,工厂主拒不履责。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那是我的错
倒是没错,那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董哥。
我没脸再见董哥,我能给他的补偿仅有钱。
我的狐狸,也像董哥那般瘸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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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工厂获得一笔外资。
上头告诉我,投资方希望能提高工厂的机械化程度,提升生产效率。
我和祝叶垂头听着,都认为这是件好事,直到上头又讪笑着说,那样每个车间可以减少大约十余个生产工人。
笑容僵在我的脸上,可是裁员的步伐却迅速进行着。
我上完夜班回家,门口总有那些个失业的工人跪在我鞋边哭,问我说他们没有钱,如何能养得活孩子?
这不过是一次描述,可我经历了成千上百次这样的围堵,见过数不清的泪水。
我心如刀割,纵然祝叶和项桐以我的前程为理由,试图拦下我,但我最终还是动摇了。
我决定帮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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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99年2月
我怂恿手下其他工人随我一道罢工,以此来威吓工厂主来恢复对其他工人的雇佣。
我知道这听来极其愚蠢,但这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唯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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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在我的鼓动下,步步高升工厂出现了大规模罢工停工。
可随之而来的不是黎明,是夕落后的浓黑。
因为这场罢工行动,工厂上层意识到工人数量过多,对他们的工厂指挥、领导权造成了不小威胁,便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员,以此坚定机械化发展的决心。
参与了罢工行动的工人首当其冲,先他人一步丢掉了工作。
那之后是我身边的更多人。
然而,我这一主要策划者却毫发无损,依旧留在了工厂。
我没能为被辞退的工人争得权益,工作甚至还很稳定。他们怀疑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将我骂作了“双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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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我听说,我手下有三个被辞退的工人自杀了。
里头有一个同我亲近些的弟弟,那人有个表姐,也在我们工厂干活。
我问她,竖碑了吗。
她告诉我,没钱办葬礼,碑竖不起来。她弟的遗体烧了,骨灰扬进了海里。
那时,狐狸劝我要尽快撒手,可我在巨大负罪感与不甘心的笼罩下,选择了一意孤行——以更为偏激的词句去进行反机械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