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她逗狗一样甩着马尾,半晌戴上了帽子。
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她也不说话。
“情人节是真忘了,”我没看她,“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吸了吸鼻子,觉得自己的声音太低,陈瑶可能完全听不到。
她就那么站了一会儿,转身踢了踢护栏,最后说:“走吧。”
我瞥了她一眼。月光真的像霜一样。
“补上!”走开几步后,陈瑶又停下,转过身来,她扬了扬手里的半袋子煎饼,小脸紧绷,“别以为老娘好糊弄!”
在陈瑶看来,玫瑰花和巧克力太庸俗,过节那是迫不得已,既然节日都过了,那它们便毫无存在的价值了。
经她点名,我从农贸市场搞了条二十来斤的大羊腿,在排练房开火,一连喝了好几天羊汤,或许直到现在,窗台上的那股子羊膻味都没能完全消去。
此外出于谨慎,我一直没敢招惹陈瑶,这搞得我分外忧伤,没准是羊肉臊得厉害,归还灶具那天,我忍无可忍地把她按到床上猛操了一通。
窗外狂风大作,陈瑶直骂我流氓,我呢,确实像个流氓,只是贴身背心和保暖内衣始终没敢脱掉。
就是这样。
除了带给陈瑶的糖油煎饼,还有捎给贺芳的花花草草,这些玩意儿虽然我不待见,但听奶奶的口气,它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正月十五一早我给老贺打了个电话,她还没起来,我不知道离异女高知是否都有赖床的毛病。
十点多时,上了趟门,她己洗漱完毕、收拾妥当,是的,牛仔裤,长襟毛衣,一副要出去的样子。
客套了几句,她让我留下来吃午饭,我谢绝了,不是脑回路奇葩,而是陈瑶在等着我买羊腿。
我说还以为她要出门,她仓促一笑,然后拍拍大腿说没有啊,“家里啥都有,还能请不下一顿饭?”
临走,出于礼貌,我问了问李阙如,她立马沉下了脸,说还睡着呢,不知跑哪儿疯了一晚上。
客观地说,老贺把头留长实在是种聪明的做法,再这么烫三一烫,可以说女人味十足了。
然而对我的辛苦劳顿,老贺的回报竟是更多的工作量——当然,这个“竟”用得有点弱智,老贺毕竟是老贺——她先是吩咐我跑平海中院调了些土地争议案件的卷宗,后又把原属于某研究生的归档工作撂给了我。
前者只是搭上了一个下午,无所谓,后者嘛,则意味着有一大摞资料等我老鞠躬尽瘁。
对此,老贺毫无愧疚,她一方面表示我是自己人,用着顺手,另一方面也算是被迫解释了一下:有俩研究生忙着写毕业论文,实在腾不出人手。
最后,她强调,这个项目拖了太长时间,再这么下去,又一茬学生也要毕业了,抓紧整完,是时(si)候开题了。
老天在上。
老贺胆敢这么嚣张,自然是得到了母亲应允——甚至,我揣测,是她出的主意也不一定。
一如既往,母亲基本上每周都要打电话来,但频率明显低了些。
我宁愿是太忙的缘故,当然,这是自欺欺人。
虽然母子间并没有什么迫切的亟需交流的信息,无非是我谈谈学业、谈谈校园生活,母亲说说剧团、说说家里那些事儿,但作为一项习惯,两年多来这个电话己像吃喝拉撒那样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曾经我吐槽她之所以打电话来只是为了确认下我没去搞传销,母亲哈哈大笑。
现在呢,她也笑,只是沉默,犹如盖玻片间的气泡,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跑出来,怎么挤也挤不干净。
有时候说起话来欲言又止,不光她,我也是这样,像是被老天爷捏住了喉咙。
好几次我都想说一些小说或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话,诸如“妈妈我爱你”或者“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之类的,但如你所知,既然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话,我当然没能说出来。
三月十二号突降暴雪的那个晚上,我接连叫了两声妈,那些攒出汗的话到了嘴边,却又刹那消失了。
母亲嗯了下,笑了笑,有些干涩——我也说不好,又好像有风,忽远忽近的,无从捉摸。
开学后没多久,陆敏就请我和陈瑶吃了个饭,准表姐夫作陪。
地点是平阳武警支队附近的一家平价饭店,杂七杂八,什么都卖,最拿手的是炒河粉,于是涮了一斤肥牛后,我又吃了两份虾仁河粉,肚子几欲涨裂。
陈瑶怪我没出息,我笑着说表姐请客,就要给她面子!
陆敏差点隔着桌了赏我两个爆栗。
她现在是真的春风得意,工作满意不说,前阵刚付了个付,不是大学苑,不过离我们学校也不远,五六站路吧,所谓“花园洋房,龙腾之地”。
要说有啥不顺心的.就是未婚夫的转业问题了,安排个单位其实也不是啥难事,她说,但你要落户平阳,还要找个好单位,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兵的说,何止“没那么容易”,那是很难,基本上不可能。
准表姐夫胖了点,显得更白了,沉默寡言使得他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弥足珍贵,以至于听起来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