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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何能万世开太平（第1页）

接下来便是又一个大头……皇权和相权。

国王同丞相府的权力划分是缠绕整个华夏历史的梦魇，随着皇帝和宰相能力的相互变迁，皇权和相权交替执掌朝政，而每次更换都是腥风血雨。在尼国，我决定依照历史教训削弱王权，加强文官系统的权力，防止历史上最常见的“暴君”问题出现。

至于王权的传承……有我这个“通神”的一世大王在，说不定能形成类似“万世一系”的理念呢……只要后代“作”的不厉害，王权的传承完全可以形成极其严格的制度，一如明朝那样——

明朝的皇权虽然被太祖和成祖“人为”加强，但由于国家太大、人民太多、事务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繁杂，因而形成了同样庞大的文官集团势力，使明帝同“连杀士大夫权力都没有的宋朝‘官家’（连帝都不称）”一样，成了皇帝实权最小的朝代（注意是实权，而不是名义上的权力）。

皇帝这个位子一旦不是秦皇汉武那种“香饽饽”，惦记的人便也少了——当文官也能传承权力延续家族，风险也不比皇室大，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争这个位子？即便对于皇室来说，当皇帝跟当宗室也相差不大，因此，除了燕王朱棣被逼迫起兵、安化王朱寘鐇因刘瑾乱政起兵以外，终明一朝，只有汉王朱高煦和宁王朱宸濠是因为个人野心起兵夺位的，比除宋朝外的任何一朝皇权更迭、藩王叛乱都少。而宗法制的传承，在明代也达到了近乎极致——皇权的更替基本上有了准绳。

宗法制，是儒家提倡的历代国君传位“金典”，确保了每一任国君的名正言顺，而该制度的实施除了需要天下人形成共同理念——即皇位一定是他们家的，且必须这么传，否则便是乱臣贼子——也需要削弱皇权，使其失去“香饽饽”的诱惑力，避免野心家铤而走险。

明代自太祖逝世后，共历经建文帝、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代宗（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思宗（崇祯）15帝，除建文帝、成祖朱棣和景泰帝朱祁钰外，其余12帝均是完全按照宗法制严格传承的长子（本书中夭折的、去世的都不算顺位）。建文帝乃皇长孙，而成祖靠靖难强行上位、代宗上位则为瓦剌人兵临城下时的权宜之计（且英宗刚刚葬送明军主力，实在不敢让他的幼子按顺序即位，恐军心崩溃），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

宗法制的顺位传承使明朝几乎很少有高层倾轧导致的全国性灾难，确保了每一代的最高权力（名义上的）顺利延续。而相反的，某种意义上，明朝所有的灾难都是源自宗法制被破坏：

太祖朱元璋自太子朱标死后，竟立长孙为皇太孙继承人（他此时还有不少儿子），埋下了靖难之祸的伏笔。而成祖虽是老四，但在老大老二老三均在太祖之前逝世的情况下，反而成为了宗法制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后世说成祖“奉天靖难”是受到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削藩逼迫，但其中，是否有成祖本人认定“即位的本该是老子”的心理作祟呢？不得而知。

英宗朱祁镇“北狩”以后，出于权宜之计，其弟朱祁钰成为新帝，依靠年长君主应对亡国危机，太子朱见深未按顺序即位。虽然效果不错，靠着于谦等一干人才的谋划渡过了危机，但也埋下了“白龙鱼服”和“夺门之变”的祸根，最终“南宫为正主”，景泰帝大概率死于英宗之手。

嘉靖朝，宗法制终于显露出些许问题——仅仅是些许而已。对于动辄一大堆儿子的古代人来说，皇室子嗣（男丁）断绝几乎不可想象，但偏偏生在武宗朝——孝宗朱祐樘由于一生仅一位妻子、一位儿子，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模范好皇帝”，但这位“好儿子”武宗朱厚照却并没有生出儿子……

问题麻烦了。

理论上，按照宗法制，若皇帝死后没儿子，则应由顺位的弟弟（即上一任老皇帝事实上的长子）即位，称为“兄终弟及”，但……老皇帝也没其他儿子了！

那也简单，找“老老皇帝”的孙子不就结了？宗法制也是这么要求的——先保后君嗣，再依照顺位保先君嗣。明朝廷选了武宗的爷爷、宪宗朱见深在世之长孙——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即位。问题来了，兴献王朱祐杬算不算皇帝？

很难啊！算的话，中间隔了一个小辈儿武宗；不算的话，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又成了“孙辈即位”，跟建文帝一样了……嘉靖帝最终通过暴力迫使大臣们屈服，自己则由于“大议礼事件”变得同文官集团疏离，最终酿成“严嵩乱政”、“庚戌之变”等恶劣后果。这也算是宗法制留的一个小尾巴带来的插曲。

万历朝，由于万历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偏爱其所生次子福王朱常洵，希望废长立幼，于是同文官集团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期间引了“万历怠政”，皇帝为同文官们斗争，数十年不上朝，文官也几乎停止任命；同时，夺嫡之争极大地影响了皇太子朱常洛的身心健康，以至于即位成为光宗泰昌帝后一个月即病逝，成为中国史上在位最短的皇帝之一；此外，还恶劣了藩国对明朝的观感（朝王光海君便是次子，即位前由于涉及敏感的“长幼之争”，引明廷文官系统抵制，致使朝对明不满），间接影响了萨尔浒之战结局（刘綎东路军仅获得光海君支援的1万朝军，因兵力给养不足而覆灭）和明金战争形势。

最终，明朝的覆亡同样与东林诸“君子”肆意妄为破坏宗法制、颠覆即位顺序有着最直接关系。崇祯帝殉国后，由于天启、崇祯兄弟俩是老爹泰昌帝朱常洛唯一的儿子，因此，泰昌系已事实断绝（崇祯帝的儿子们失陷在北方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由“爷爷的孙子”，即万历帝朱翊钧存世的长孙——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即位，便顺理成章。但是，在此前的夺嫡之争中站队太子（即光宗）的东林诸公不希望看到郑贵妃的后代即位，怕遭受清算，为了他们自身的私利，在北方半壁沦陷、国家危急存亡之时，诸“君子”公然破坏宗法制，拥立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明神宗之侄）为帝，欲强行将神宗系绝嗣，失败后又百般刁难新成立的南明政权，不断诋毁弘光帝的统治，最终竟联络外兵（左良玉）攻击南京朝廷，在大敌压境之时悍然动大规模内讧！最终，两败俱伤的左良玉和南明防线江北四镇双双崩溃，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明朝的先进经验和惨烈教训，促使我深刻反思尼国权力传承问题，并影响了国家体制的构建——限制王权，降低其诱惑力，再用严格的、更加具体的祖制——宗法制限制王权传承。

限制国王那几乎“无限”的权力，带来的诸多好处毋庸置疑——杜绝暴君降临、减轻骄奢淫逸、纠正错误决策、确保大臣们和人民生命安全等，都对国家有利。害处吗……基本上全是国王自己的——不能为所欲为、“丰亨豫大”只是一方面，在一定情形下，其继承权乃至生命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才是世界史上历代君王将君权设计成“神授”，给予无限权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只要能够在制度上（完善的宗法制）、观念上（“万世一系”）确保王位传承，确保国王和王室的生命健康和一定的富足，什么“天人合一”、“君君臣臣”之类加剧国王无限权力的设计我完全不需要使用——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还没儿子，以后再说。

限制王权的集中表现，便是内阁话语权的扩大，以及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集体性——不过在我有生之年估计问题不大，我这个bug现在说话还是一言九鼎的。但对于后续即位的国王们，这条制度设计将有效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

至此，中央的统治架构基本搞定，像北极星般闪耀在夜空，而周边环绕的，则是地方治理体系的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