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关鹤鸣想起了一个传闻。
当年在排查此犯罪嫌疑人时,一名派出所民警所管片区人口多,一个人一个人地拉皮尺量身高速度太慢,于是脑洞大开,拿了一根竹竿,先用尺子量好一米七五的长度,然后截下来。他带着这根竹竿去排查,用竹竿一比,“超高了”、“不够高”,一目了然。
表面看来,这个方法还真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体现了民警机械操作的弊端。侦查中推测出的任何一个条件,都只是参考,必须要结合现场综合分析,排查时更不能以偏概全。仅凭身高一项就排除,显然会漏掉。
关鹤鸣的眼神全照顾到了,看来没有人再打算就案件发表观点。
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深有感触地说:
“首案距现在快三十年了。案发时,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还没进公安的门。虽然这案子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案子没破,责任落在我们这代警察的身上了。就在上个月,浙江办了一起在英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件。当时,主办这起案件的英国警察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听说案子在中国开庭了,就表示要自费来中国观看庭审,以完成心愿。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别的不讲,只讲责任心。警察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责任心。”
会议室里只有烟雾在袅袅地飘着。
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严肃,抽烟的人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轻了下来。
“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确定,造成社会上传闻很多,甚至有人把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描绘成了佐罗式的‘呼河大侠’。一起案子,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损害了整个公安队伍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当年的理念和条件跟现在不一样,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是,再难,我们也得干。我们干得下来,是我们的功夫下到了。干不下来,也要把最确凿的东西留给后边的人。”
他的话发自肺腑。声音不大,语调也没有那么抑扬顿挫,但字字铿锵,像鼓槌一样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听了这席话,罗牧青不由得把脸转向了关鹤鸣。
她禁不住肃然起敬,对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调到公安部工作五年了,关鹤鸣依然改不了亲自参与办案的习惯。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论走到哪一步,都还是一名刑警。刑警的天职就是破案,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决心把这个“呼河大侠”彻底掀翻。什么“呼河大侠”,一个杀人犯居然披上了光鲜的外衣。可是,不破此案,显然无法以正视听。
“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大规模排查的条件,并且当年的保管条件差,生物检材都失去了检验条件,但我们还是有可能破案。没有破不了的案,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咱们还是要从找人入手。既熟悉人,又熟悉路,杀人的地点都是小街小巷,还会用枪,恐怕这样的人在呼河县并不多。我看过这个案子的资料,里面都是围绕被害人的关系圈展开的调查,很细,很好。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就在你们排查过的人里面。”
听到这里,大家隐约觉得关鹤鸣就要说出一个名字来了。
四年前,关鹤鸣拿到了一份名单,上面有呼河县所有在案发前服过兵役的男性信息资料。
四年来,他只要有空就对这份名单仔细研究。他发现,有两个人,单从提供的简要资料看,极其相像。一个叫吴庆生,一个叫吴超勇,两个人都当过兵,都接受过枪支使用训练。吴庆生身高一米七五,吴超勇身高一米七七。吴庆生在邮局工作,是一名邮递员,案发时三十六岁。吴超勇在供电所工作,是一名查表工,案发时三十三岁。两个人都具有随时深入小街小巷踩点的便利条件。
凡是出现在名单上的人都被排查过,当年为什么被排除了?
关鹤鸣不明其中的原因。
于是,他问道:“吴庆生、吴超勇这两个人,你们调查过吗?”
“吴庆生?吴超勇?你们谁了解这俩人的情况?”徐佳良转头问身后的几名侦查员。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人作声。
“下一步,先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他们跟被害人的关系,再细致深入地了解一下。把当年的物证整理清楚,看看还有什么能重新检验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有条件的话,再去回访一下重要的关系人。也许现在讲话更容易些,没什么负担了。”关鹤鸣说,“找到这两个人以后,马上告诉我,我要见见。这恐怕是留给我们警察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他还活着。”
要让凶手活着接受法律的制裁,把所有隐匿的事情都揭开,这是关鹤鸣心里最期盼的结局。
罗牧青看了看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已是下午1点了。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因为过了饭点儿,她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
这起案子,罗牧青听得似云里雾里。
当年的物证在移交的过程中发生了缺失,现在再先进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了。DNA鉴定的路子堵死了,车把上的那枚指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车把上有清晰的手套印,所以不能确定指纹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案子放在现在,继续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关鹤鸣提到的两个人,就算其中之一是犯罪嫌疑人,又用什么来认定呢?
由于工作安排,关鹤鸣近期要赶回北京,所以他只能压缩在每起案件发案地停留的时间。
第二天,九案侦办组赶往三晋省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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