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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2页）

周林说：“这个还没问到。”

他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走到发言席，用一双粗大的手把U盘结结实实地插到了笔记本电脑接口上。很快，大屏幕上显示出了“10?17”案件的现场勘查照片。

“这栋小楼随着城市改造，已经拆除了。以前是电影公司，一共三层：一楼是录像和电影放映厅；二楼是办公室；三楼除了两间库房外，其余都是宿舍。马一昆住在三楼。犯罪嫌疑人杀了马一昆后，从二楼平台往下走，在楼梯上留下了成趟的带血足迹。作案工具是钝器，有可能是一种胶皮锤。头皮没有明显破损，但是颅脑损伤严重。据法医分析，工具大而且重，但有别于铁质工具。经过在猪头上做实验，木槌类的工具可以造成这种损伤，也有可能是直径八厘米左右的胶头锤。”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血淋淋的猪头，罗牧青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又赶紧睁开。虽然恐怖，但不能错过，这是一名记者的本职工作。

周林胸有成竹地介绍着：“有一个目击者说，在电影公司附近看见一个人带着‘马桶包’。电影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上楼取胶片时，楼道里的灯还亮着。下楼时，灯就灭了。勘查时发现电灯拉线断了，怀疑是人为破坏。”

关鹤鸣连忙问：“被破坏的电灯拉线还留着吗？”

周林略显尴尬地说：“那个年代，DNA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没有留。那时候，比较重视提取指纹。”

关鹤鸣没再就此追问，转而问道：“对银行行长一家被杀的犯罪过程，是怎么分析的？”

周林对答如流：“中午1点40分，银行行长的女儿要上学，背着书包准备出门。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入室的，到现在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我倾向于事先在门口守候，在女孩打开门的一瞬间，他们夺门而入。小女孩往屋里跑，手里的米花糖洒了一地。犯罪嫌疑人往屋里追，扼住女孩的脖子——她脖子上有扼痕。女主人听到声音，把衣服穿好，从卧室里跑出来，在客厅里被杀。行长在睡觉，听到声音，从卧室里出来，走到客厅，被嫌疑人控制住之后，头部中枪昏迷，倒在沙发上——沙发缝里有大量血迹。但是，行长当时没有死。苏醒后，他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死亡。紧接着，嫌疑人对所有人补刀加固。从有多处贯通伤看，犯罪嫌疑人力度强，属于青壮年。”

“除了行长一家，现场还有一名女邻居。你们认为她是什么时间被杀的？”关鹤鸣问。

“犯罪嫌疑人夺门而入时，女孩的呼救声被邻居们听到了。邻居认为是夫妻俩打小孩，就打电话给对面楼的刘云，也就是行长妻子的好朋友，让她去劝。下午两点多，刘云步行进楼，然后敲门。正在翻找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打开门，把她拉进去，杀死在进门处。刘云身上有抵抗伤，我们认为她是最后一个遇害的。”周林说。

关鹤鸣接着问：“你们对现场提取的指纹的利用价值怎么看？”

周林直率地答道：“目前，大家的观点还不统一。行长何健康家的卧室衣柜前边有个衣帽架，比较碍事，疑似犯罪嫌疑人用手拨开时，把衣帽架掰断了，留下左手四枚指纹。我认为，这是最有利用价值的。‘阿诗玛’香烟上也提取到了左手指纹，推测是食指，但与这个四连指食指的指纹对不上。”

周林对案情倒背如流，然后又补充了一下：“何行长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在被害前，他参加过银行内部的竞聘，据说希望很大，但最终被黑马截停。还有就是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曾分别承接过银行办公楼和他家的装修项目。因为尾款支付问题，包工头曾去银行找过他多次，两人最终以翻脸收场。”

听到这里，关鹤鸣转头问朱会磊：“指纹熏显后，还能检出DNA吗？”

朱会磊答道：“时间短可以，但时间长了不敢确定。”

关鹤鸣问：“周总，弹壳还都留着吗？”

周林说：“弹头和弹壳都在。”

关鹤鸣追问道：“污染了吗？”

周林一脸尴尬地说：“我们这边偏远，技术落后。2004年拿到东南州去检验，当时的人还没有戴手套的意识，很多人拿在手里看过，主要是想找指纹，反复处理过。有一件旧的衬衫留在现场，袖口沾有血迹。地上扔了个空盒子，说明犯罪嫌疑人换上了行长的新衣服。旧衬衫的衣领和袖口上油渍比较多，以为能检出DNA来，后来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说污染太严重了，没检出来。当时，他们对脱落细胞这一块根本没有意识。”

“现场的物品，比如茅台酒瓶盖、空酒瓶瓶口，都检过吗？”关鹤鸣接着问。

周林说：“这些年，我们一发现什么新技术就赶紧拿去检。2006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过，都没检出来。当时也采了很多指纹，全国都查过了，就连黔贵籍在新疆的服刑人员都调查了。我们分析，可能有沿海作案特点，有可能是雇凶杀人。前些年专门给广粤的几个地方发过协查通报，到现在也没什么收获。”

周林认为，“开里两案”破不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名死者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对案件关系人的排查一直不能顺利进行。人员排查不彻底，导致案件的性质至今没有定论。

三、搞案子的秘诀

周林的汇报，基本上可以代表案发十八年来黔贵警方的全部侦查结果。

根据介绍，关鹤鸣敏锐地发现，针对作案工具、作案过程、作案人数以及指纹应用等问题，黔贵警方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

决策层的意见不统一，就会让民警在侦查中产生困惑，难以把握工作重点，无法形成工作合力。他意识到，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必须尽快形成大家都认可的分析意见。

他思考了一下，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案件，总共有九起，分量都很重。尤其是这起案件，惊动了中央领导。今天看到你们，让我想起了四年前跟你们一起追捕周克年的场景。有的人一听说就积极参与，有的老同志主动带着当年的笔记本，这种精神值得弘扬。针对‘开里两案’，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不间断地思考问题，什么技术、条件都去尝试，这都是认真负责的表现。”

四年前的深秋，做完腰部手术仅一个星期的关鹤鸣从医院跑了出来。

他听说先后在江苏、湖北、湖南、重庆的银行附近持枪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在黔贵东南州作案的消息后，就再也不能安心养伤了。这名犯罪嫌疑人身手敏捷，下手狠毒，得手后迅速消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和恐慌。

关鹤鸣直接跑到公安部，要求到黔贵参与侦破工作。情况紧急，又在用人之际，局长向国明虽然担心关鹤鸣的身体，但此刻没有别人更值得信赖，只好皱着眉同意了。

犯罪嫌疑人连续三年间作案五起，案发五省市的监控设备都只拍下了犯罪嫌疑人作案前后戴着帽子的图像。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案发前精心踩点，总能在没有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的地方成功逃脱，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相貌和身份。

关鹤鸣到达黔贵后，让民警带他到视频消失的那条巷道去。

他发现巷道的尽头有一个公交车站，推测犯罪嫌疑人是从此处上车逃走的。于是，他让民警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走访。除了三个公交车站点没有监控设备，经过查看，其余站点都没有犯罪嫌疑人下车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