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翻译文学与佛典（第2页）

（8）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三年（西纪三九九）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十二年归。凡在印十五年，所历三十余国，著有《佛国记》，今存藏中，治印度学者，视为最古之宝典（欧人有译本及注释）。在印土得《摩诃僧祗律》、《杂阿含》、《方等泥洹》诸梵本，《僧祗律》由觉贤译出，《杂阿含》由求那跋陀罗译出，显自译《方等泥洹》。自显之归，西行求法之风大开，其著者有法勇（即昙无竭）、智严、宝云、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僧绍（此七人皆与法显同行者）、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为极盛。

（9）昙无谶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至姑臧。以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涅槃》输入始此。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

（10）真谛梵名拘那罗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国，陈文帝天嘉、光大间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论》旧题真谛译，近来学界发生疑问，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无著、世亲派之大乘教义传入中国，自谛始也。

与真谛相先后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经论，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识，与谛相应。

（11）释彦琮俗姓李，赵郡人，湛深梵文。隋开皇间，总持译事，时梵僧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所译经典，多由琮鉴定。琮著《众经目录》、《西域传》等，义例谨严，对于翻译文体，著论甚详。

（12）玄奘三藏俗姓陈，洛州人。唐太宗贞观二年，冒禁出游印度，十九年归，凡在外十七年。从彼土大师戒贤受学，邃达法相，归而献身从事翻译。十九年间（西纪六四五——六六三）所译经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经》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师地论》之一百卷，《顺正理论》之八十卷，《俱舍论》之三十卷。自余名著，具见录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迹具详《慈恩传》中，今不备述。

（13）实叉难陀于阗人。以唐武后证圣间，重译《华严经》，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译《大乘起信论》等。

菩提流志南印度人。与难陀同译《华严》，又补成《大宝积经》足本。

（14）义净三藏俗姓张，范阳人。以唐咸亨二年出游印度，历三十七年乃归，归后专事翻译，所译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书，至净乃备；密宗教义，自净始传。

（15）不空北天竺人，幼入中国，师事金刚智，专精密藏。以唐开元、天宝间游印度，归而专译密宗书一百二十余卷。

晚唐以后，印土佛教渐就衰落，邦人士西游绝迹，译事无复足齿数。宋代虽有法天、法护、施护、天息灾等数人，稍有译本，皆补苴而已。自汉迄唐，六百余年间，大师辈出，右所述者，仅举其尤异，然斯业进化之迹，历历可见也。要而论之，可分三期：

第一，外国人主译期。

第二，中外人共译期。

第三，本国人主译期。

宋赞宁《高僧传》三集论之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此为第一期之情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实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译，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此为第二期之情状。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实其代表。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现；然业有待于合作，义每隔于一尘。又云：“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此为第三期之情状。玄奘，义净等实其代表。我邦硕学，久留彼都，学既邃精，辩复无碍，操觚振铎，无复间然。斯译学进化之极轨矣！

三、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

今日所谓翻译者，其必先有一外国语之原本，执而读之，易以华言。吾侪习于此等观念，以为佛典之翻译，自始即应尔尔，其实不然。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分别功德论》卷第二[1]云：

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

道安《疑经录》云（《出三藏集记》卷五引）：

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

《付法藏因缘传》载一故事，殊可发噱。兹录如下：

阿难游行至一竹林，闻有比丘诵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语比丘：“此非佛语。”……汝今当听我演：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兹事虽琐末，然正可证印度佛书，旧无写本，故虽以耆德宿学之阿难，不能举反证以矫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无写本之故，不能断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綦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教宗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佛书何时始有写本，此为学界未决之问题，但据法显《佛国记》云：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法显西游，在东晋隆安三年后（西历五世纪初），尚云“无本可写”，则印土写本极为晚出，可以推见，以故我国初期译业，皆无原本。前引《魏略》载“秦景宪从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盖舍口授外无他本也。梁慧皎《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则二人所译诸经皆由暗诵可知。更有数书，传译程序，记载特详，今举为例：

（一）《阿毗昙毗婆沙》（此书后经玄奘再译为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见《高僧传》卷一[2]）。

（二）《舍利弗阿毗昙》。昙摩耶舍暗诵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停至十六年，经师渐娴秦语，令自宣译（见《出三藏集记》卷十[3]引释道标序）。

（三）《十诵律》。罽宾人弗若多罗以秦弘始六年诵出，鸠摩罗什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弃世——西域人昙摩流支以弘始七年达关中，乃续诵出，与什共毕其业（见《高僧传》卷六[4]）。

若《毗婆沙》者，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若《十诵律》者，暗诵之人去世，译业遂中辍，幸有替人，仅得续成。则初期译事之艰窘，可概见矣！

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暗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

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余尝搜讨群籍，得晋唐间留学印度八十余人（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今摘举数人，考其游学之动机如下：

法护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梁僧传》卷一本传）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传）

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学梵书梵语。……（卷三本传）

道泰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惈，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余万偈。……（卷三《浮陀跋摩传》）

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诘，遂周流西国……功逾十载。（卷三本传）

宝云忘身徇道，志欲……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在外域遍学梵书（卷三本传）。

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有方等众经……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阳关……历迦唯罗卫及华氏等国，得《大泥洹》、《僧祇律》及余经梵本。（卷三本传）

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传）

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闻所惑。（《慈恩法师传》卷一）